二○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新北一名國中生與隔壁班郭生發生口角，遭對方持彈簧刀連刺十下，兩刀正中胸部、頸部要害，經過兩天搶救，仍宣告不治。
血腥的校園殺人案，震驚台灣社會，更一度在總統大選前重掀「廢死」之爭。而針對校園安全問題，各界質疑郭生曾因觸法進入少年法院，不久前才從少年觀護所回到校園，為何學校未積極輔導追蹤，任憑他攜帶刀械進入校園，釀成不可挽回的悲劇？
輿論沸騰過後，從司法端、行政端到教育第一線，政府與民間仍須持續修補一個個因制度缺陷、配套不足導致的安全網破洞。
新北割頸案發生的第一時間，許多人將矛頭指向學校的輔導機制失靈，然而國教行動聯盟（以下稱國教盟）理事長王瀚陽指出，最大的問題其實出在司法與教育體系之間缺乏對接。
破洞一》司法端：
調保官身兼百案 易漏接個案
從郭生案例來看，但凡少年法院受理、進入過少年觀護所的個案，都會有專責的少年調查保護官（以下稱調保官），負責在審理前進行個案調查，以及在裁定後進行保護處分。
- 保護處分：少年事件處分的一種，比刑罰輕微，目的在於矯正犯罪行為、避免再犯。保護處分分為訓誡、保護管束、安置輔導、感化教育。
王瀚陽說明，理想情況下，調保官應在郭生從觀護所回歸學校時，召集學校、地方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（以下稱少輔會）等單位召開評估會議，協助針對郭生狀況進行輔導、避免再犯；調保官也應在一年內定期追蹤郭生的狀況。不過，從結果來看，郭生復歸學校後的保護處分與輔導工作，無疑是失敗的。
少年保護處分與輔導對接為何失靈？攤開近年案件與對應人力統計，不難看出「調保官人力不足」已是陳年的結構性問題，而郭生個案也絕非孤例。
根據司法院統計，二二年全國調保官人力共一九二名，同年，少年案件交付保護處分的案件數，卻高達九千多案，相當於一人平均分到近五十案。儘管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（以下稱《少事法》）將調查、保護工作區分開來，但實務上國內調保並未分流；換言之，除保護處分案件，調保官還同時身扛調查案件，一人經常身兼百案，工作品質自然堪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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